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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几个年轻人在刚开通的铁路边合影
几个孩子在隧道前
两个在隧道施工中致残的农民工
张新林的手
三墩镇的街道
□一个远离铁路的乡村，有70%的劳动力劳作在像毛细血管般的铁路线上
□一趟列车通过隧道只要两分钟，可村民要在这里工作整整3年
□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偏僻的乡村出现了第一栋7层的高楼
□如今，这些把中国的铁路一寸寸延长的村民困惑：这辈子打通了这么多路，却不知道自己的路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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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把中国的高铁和一个叫做“三墩土家族乡”的地方联系起来。即使在缩略版的中国地图上，人们也能轻易找到纵横交错的高铁线路。而只有把地图放大，再放大，“三墩土家族乡”才会逐渐在大片密密麻麻的山峰名称里显现出来。
可就是这样一个位于大巴山腹地、川陕渝三省市交界处的小乡镇，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村民陆续出现在中国铁路隧道的建设工地上。从京九铁路到京沪高铁、京广高铁，随着像毛细血管一样延伸开来的铁路网，越来越多的三墩人散布在那些知名或不知名的大山里，直到把它们打穿。
这个与铁路打了30年交道的乡镇，距最近的火车站也有100多公里。从县城出发，公交车需要沿着一条曲折狭窄的山路行驶3个半小时，经过9个乡镇，才能到达三墩。
当把人甩得有些头晕的汽车最终停稳后，眼前的景象却完全没有偏远山村的样子：道路两侧全是六七层高的楼房，楼下停满了小汽车。麻将馆里呼呼啦啦的搓麻将声、小学里的广播声、商店里的音乐声夹杂在一起，让人有种身处某个城中村的错觉。
靠“吃铁路”一点点变富的三墩集镇，也从最初的“一”字形的街道逐渐扩展为“之”字形，直到现在连成了一个完整的方形。
眼下，这些把中国的铁路一寸寸延长的三墩村民困惑的是，他们的人生道路最终会通向哪里。
在千里之外的某座大山里，他们是铁路隧道工人
在三墩镇上，除了一家火车票代售点外，几乎找不到与铁路相关的东西。没有文化广场，没有以铁路命名的房子，就连商店里的玩具火车也落满了灰尘。
推开老乡的家门，看到堆放在墙角，沾满泥浆的钻机；村民伸出双手，露出扭曲变形的手指时，他们才会轻描淡写地透露出自己的另一个身份：在千里之外的某座大山里，他们曾是隧道工人。
几乎每个三墩人都与“修铁路”发生过关系：坐在门前晒太阳的老汉曾在十几个省市“搞过铁路”；路边等客的摩的司机刚从隧道工地上下来；几个在网吧打游戏的少年也在铁路工地“体验过生活”。
三墩乡党委书记罗平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目前三墩乡至少有70%的劳动力都在铁路上“打隧道”，这已经成了当地主要的经济支柱。
稍微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得，这种“全民修路”的情景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的。那时的三墩，每个人都守着自家的几亩田地，勉强维持着“能吃饱饭”的生活。当时那条通往外界的公路还没铺上柏油，很少人到过路的另一端。更没有人意识到，那个年代，财富正在家乡之外的远方恣意增长。
李传兵差不多是这个村子最早走出去的人。26年过去了，他仍然清晰地记得，自己修的第一条铁路的工地位置：陕西府谷县新民乡地界川村，还有北方那些“连草都不长的荒山”。
如今这个头发花白的中年人声音低沉，但提起第一次离家的“辉煌”经历时，他忽然提高了音量：“第一年从工地回家后，我就盖起了村里第一栋楼房。”那时在铁路工地，他每月能拿到280元的工资。这是和他一同出去，之前在家做鞭炮生意的妻弟一年的收入。
第二年再离开三墩时，李传兵的身边多出了不少亲戚邻居。他们放下锄头，背起棉被，跟在李传兵身后，成了乡亲眼中“最幸运的人”。李传兵还有印象，在那个大多数人还在抽旱烟的年代，有人甚至送他一条香烟，恳求他把自己带到工地。
村民并没有意识到，从1990年到2000年，中国铁路营运里程从5.3万公里，上升到6.8万公里，相当于新开通了一个英国的铁路总里程。也正是这10年间，整个家庭、整个村民组，直到整个村庄的三墩人奔向全国各个铁路隧道工地，尽管他们打通的隧道加在一起也不过几百公里。
63岁的张新林也是在不知不觉中卷进这股浪潮。这个最远只去过县城的地道农民，在55岁时眼看着在外“搞铁路”的儿子买了楼房，忽然扔下经营了几十年的土地，决定“出去闯一把”。
第一次走出县境，张新林就来到了千里之外的福建。对他来说，地点和距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月都有5000多元的工资攥在手里。这是他在家时“想都不敢想的”。
在后来的5年里，张新林走了十几个省市，有时遇到赶工期，连过年都要在山里。直到他头发白了，腰开始弯了，再也拾不动钢轨，他才愤懑地回到家，抱怨自己“出去太晚了”。
“这钱不挣不就是傻子么？”如今，坐在自己门前，张新林仍旧怀念那段能赚到大把钞票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