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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4个月来，富士康科技集团已发生9宗员工跳楼事件，结果7死2伤。年轻的生命转瞬即逝，令人震惊并扼腕痛惜。悲剧为何一再重演?记者就此对富士康新闻发言人刘坤、坠楼员工生前好友及企业的多位普通员工进行了采访。
主观客观谁是主因
记者:富士康有9名员工相继跳楼自杀备受舆论关注。作为这些员工的密切相关者，究竟如何看待悲剧的深层原因?
刘坤:除最近一位坠楼员工警方还在调查外，前8位员工的加班记录和考勤记录良好，也没有发现向工会投诉和向“关爱中心”求援的记录。所以，员工坠楼和企业管理没有直接关系，我们认为坠楼者主要问题出在自身。
曾红领(第七位坠楼者卢新的工友):我觉得企业不好可以走人，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卢新太要强，因为家里困难，父母借钱供他上学，他常说要赚钱回报父母，想法也很多，但是都不太现实，所以没有方向感，后来就说总感觉有人在追杀他。我觉得他跳楼还是个人原因。
程林(富士康员工):富士康讲的是“速度”和“效率”，在生产线上，员工不能随意说话、不能接听手机、无人顶替不能离岗，而且不少基层管理人员态度恶劣，对普通工人很不客气。一个人如果心理受到创伤、工作上又有压力，就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再被主管骂，很容易想不开。
肖水源(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曾赴富士康对坠楼事件进行调研):通过富士康的案例报告可以判断，至少一半的自杀者患有精神障碍。但目前富士康的管理制度很难形成员工之间相互支持的社会网络。
“血汗工厂”和“围墙管理”
记者:目前外界有不少人指责富士康是“血汗工厂”，工人工作压力和劳动强度很大;同时人们也注意到，富士康厂区内的软硬件设施实际上很难满足数十万工人的社会需求。这两者和工人所面临的精神危机有何关系?
刘坤:今年富士康每天有近8000人在招募点排队，那么多年轻人希望到富士康工作，如果富士康是“血汗工厂”，会有那么多人来应聘吗?
另一方面，作为企业，富士康确实难以承担员工“八小时”之外的功能。富士康希望员工能相互熟悉、相互了解，以宿舍为基本单元来扩展社区交往功能，但这不是短时间可以做到的。42万人的群体封闭在厂区，虽然企业每年举办大量的文体活动，但企业第一目标是生产，很难满足每个人的情感需求。
沈清萍(富士康员工):厂区里面什么都有，但工作很忙，工余的大多数时间就是睡觉和上网，走出厂区就比较乱，在外面汇款不安全，老听说有人被抢。附近可以玩的地方比较少，工休的时候要去市区玩，就很远，结果比上班还要累。
刘开明(劳工保护专家、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如果说“血汗工厂”，富士康相比其他的中国工厂，在劳工保护方面并不算差。但是，富士康工作时间长、日常工作技术含量低、机械性重复工作强度大，加上军事化和科层制的管理风格，容易把人异化为机器，员工内心生理、情感与外部的管理、工作冲突难以化解。
富士康“围墙管理”模式在珠三角、长三角一带很普遍。这种模式到现在已发展到顶峰，富士康的人口规模相当于一个较大的县城，但许多社会职责却是企业无法承担的。
延伸阅读:
富士康事件促学者联名呼吁 发展不能牺牲尊严
“富士康‘九连跳’绝不是简单的心理问题、经济压力问题，而是深层次的社会问题。”18日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这天凌晨，卢晖临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9名社会学者紧急发出了联名信，呼吁各方携手，尽快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杜绝富士康悲剧重演。
已具备转变发展模式条件
“我们都是长期研究农民工问题的，富士康‘八连跳’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做些调查，去深圳、去富士康调研。”卢晖临告诉记者，但“九连跳”之后，他们觉得必须立刻发出声音，呼吁各界看清“九连跳”背后的深刻根源。
卢晖临说，学者们仅用了两天的时间，通过邮件相互沟通、完善，最终完成了联名信。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在电话中告诉记者:“每个人都做了认真的修改。”
“以往都是在做学术性的研究，而借助富士康‘九连跳’这件事，有助于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通过媒体传达给公众。”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任焰说。
联名信中指出，在过去30年里，中国依靠数亿主要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打造了一个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利长期被忽略。
“我们从富士康发生的悲剧，听到了新生代农民工以生命发出的呐喊，警示全社会共同反思这种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联名信中写道。
联名信认为，今天的中国资本充足、国力强盛，已经具备了转变发展模式的条件和能力。依靠国家、企业与劳动者共同的努力，切实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一定能够有效防止类似的悲剧重演。
地方政府需提供政策保障
联名信中呼吁所有企业在提高农民工待遇和权利方面做出切实努力。
“富士康的今天，离不开广大农民工的心血汗水。”联名信认为，作为一个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回馈社会、关爱员工的行业领袖，富士康理应还给劳动者一份有尊严的工资，为劳动者过上正常的、有尊严的生活创造基础的物质条件，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
卢晖临说，“九连跳”一个共性的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遇到了十分迷茫的前途问题，“前面看不到目标，脚下的路又不知怎么走”。他分析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不一样，已经无法接受再回到农村的“制度设计”。而农民工在城市中安家生活，遇到了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联名信呼吁地方政府为农民工住房、教育和医疗等社会需求提供政策保障，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分享他们亲手创造的经济发展的成果。学者们同时建议，作为改革的受惠者，深圳市在改善农民工的生存处境方面，拿出解决农民工住房、教育和医疗等各个方面的具体方案，继上世纪80年代作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之后，再次争当新世纪社会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垂范者。
最后，学者们对新生代农民工也提出了希望，希望他们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用积极的方式来回应劳动者今天的困境，争取基本的劳动权益，保护自身和家庭的生存权利。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一起参与到推动社会进步的宏业中。（第一财经日报 章轲）
本报获得的联名名单
沈 原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郭于华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卢晖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潘 毅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
戴建中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谭 深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
沈 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任 焰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张敦福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