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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言无不尽的精神，我得承认自己从来就不待见什么圣诞节。在我家里，感恩节过得很开心，复活节也还行，唯独过圣诞节，从来就提不起精神头儿。我把它归咎于我父母的离异。五岁那年，姐姐和我跟着母亲离开，把父亲一人留在了洛杉矶的家中。我们搬到了田纳西的纳什维尔城，母亲后来便在那里改嫁了，继父恰好是圣诞日出生的，真不幸。我的生父，面对这些变故安之若素，但一到圣诞就克制不住地思念我们一起过节的日子。而更加无法控制七情六欲的我们两姐妹，心情便会跌落谷底。母亲也每每被我们感染得闷闷不乐。继父常常数落这些年来从未收到生日蛋糕，他可真不走运。
我不喜欢圣诞节，也不喜欢随着圣诞节一起到来的礼物。每年的那天，期待和内心的渴望都会落空。即便在我七岁的时候，就很少有礼物能让我雀跃。而来自爸爸的那份礼物是最让我难过的，因为它总是那么不称心:要么是小女孩不钟意的老气衣服，要么是有怪异艺术气息的大洋娃娃。有一年他送了我很想要的一双旱冰靴。黑色。那时候男孩子们都蹬着黑色的旱冰靴在停车场的一侧玩，而女孩子们都穿白色的旱冰靴在另一边溜达，河水不犯井水。知道这一年我又没法滑冰了，我失望透顶。但让我受到打击的是，父亲对我的生活知之甚少。不过在那天的电话里，我还是谢了他并称赞礼物很棒。那双鞋之后连鞋带都没系上过。
有一年，父亲在圣诞夜很晚的时候打了电话过来。通常他都是在圣诞日早上做完弥撒后才会打过来的。我依稀记得，那晚自己已经上床了，更可能是我跑到母亲房间窝在她的被子里打电话——因为那时家里的电话是在母亲房里。那年我10岁，还是12岁？记不太清了，反正还是个黄毛丫头。父亲打电话来是想读一个报上的故事给我听。他那时候一直就读洛杉矶时报。
即便当时只是个10岁的小姑娘，我已经决心长大后成为一名作家了。这样的念头打从我6岁刚读书那会儿就有了，也许更早呢。我身上唯有这点出众之处:我一开始就明白自己想做什么，然后就去做了。我可能不太记得生活中的点滴，却从不会忘了自己读过的故事。情节、人物、大段的对白，都刻进了我大脑的“磁盘”里。时至今日，大部分都仍历历在目。而那些小说的作者们，那些可怜的家伙们，我一个也想不起来。很多年以后，我阅读时才开始留心书作者的名字。
那是一生中仅有的一次，有人在电话里给我讲故事，而这个人是我父亲。我把耳朵和话筒深埋入枕头里，闭上眼睛，只为完全地沉浸在倾听之中，那一刻话筒就像一个海螺壳。故事是一位女士回忆了她童年的一个圣诞之夜。她幼年在一家天主教会的孤儿院度过，每年圣诞，那里的女孩子们得到的是施舍来的简陋的礼物，通过随机抽取的方式分发给大家。女主人公每年要么拿到一双手套，要么是一包内衣，这些物事如果不是给乔装成圣诞礼物的话，倒还是有用的生活必需品。然而有一个梦幻般的圣诞夜晚，她收到了一大盒画笔，正是她渴望已久的东西。她那时候梦想长大后当艺术家，于是这件礼物带来的就不止是一晚的欢愉了，还成了她搭上未来航船的唯一一张船票。在寒冷的房间里，她怀揣着五彩的铅笔，快乐地与同眠在一张大褥子的其他孩子们一起入睡。
圣诞日的清晨早早到来。天还蒙蒙亮修女们就把孩子们唤醒了。原来是昨晚有一大群吉普赛人在孤儿院旁的林子里落脚。吉普赛小孩没有任何礼物、还没有早餐，修女告诉女孩们应该考虑把礼物让给那些可怜的孩子。
这是故事里我苦思不解的一处细节:究竟修女们是命令女孩们必须放弃礼物呢,还是仅仅提出建议把决定权留给女孩们自己呢？当然从道义上讲，让女孩们自己选择更妥当，但我还是确信我们学校的修女如果碰倒这种情况，会命令我们放弃礼物。
踏着晓露，女孩们向吉普赛营地走去，随身带着的不只有各人刚刚收到的礼物，还有自己的那份早餐。吉普赛小孩们又穷又瘦小，在晨风中瑟瑟颤抖，我们的女主人公、善良的小姑娘，把五彩的铅笔给了一位更小的吉普赛小女孩。她回忆道，那一刻自己非常开心，因为她觉得自己拥有的已经足够好了:有暖和的地方睡觉，有吃的，有书可读，还有修女们的照顾。她知道，能有画笔这么非凡的礼物可以转送，自己有多么幸运。当阳光撒进林间的时候，姑娘们走回孤儿院来……我仿佛记得故事里提到了歌声，或许是修女们，又或许是女孩们或是吉普赛孩子们的吟唱？或许这只是我自己想像、添加进去的一幕，我只记得那一夜父亲讲完故事时，我已经被无边的幸福满拥着了。
尽管在那一夜的电话里没有谈及，不过父亲希望我成为一名牙医。我的功课不如姐姐那么出色，因此父亲认为我得学一门手艺傍身。对他而言，我通过写作谋生的机会，就像继承迪斯尼乐园那般渺茫。父亲觉得我应该现实一些。
但我父亲是一个很有眼光的好读者。他从未给我讲过糟糕的故事，哪怕它多有教益，因此，我很确信他给我讲这个故事，既因为它结构简单有趣，又因为它蕴含了某种寓意——世上总有人比自己更不幸；给予比接受更好；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学校里要听修女的话，她们注定会帮助你走向你最好的一面。
我记得当时就体会到了这些寓意，但就如同每个人懵懂孩提时的某次顿悟一样，突然理解了的事物就汹涌而来，远远多于其本来内涵。父亲宁愿亲自打来电话，把故事读给我听，而不是剪下寄过来（他平常喜欢剪报并把有意思的段落寄给我们姊妹俩看），直到今天，我还被父亲这份柔情深深打动。
世上没有任何东西――珍贵的礼品也好、毛绒公仔也好、父女间的游戏也好——能象他读故事这样，让我体会到父亲是这么懂他小女儿的心意。我心仪天主教最光辉圣洁的一面:和我想当作家的愿望差不多，我那时还强烈地渴望成为自己信仰的教派中的圣者典范——也就是说，让学校的修女和其他同学们为萦绕我周身的无私和虔诚的宗教光辉而目乱神迷。令我超凡出尘的心灵困惑的是，却压根儿没人瞥我一眼。哦，为什么我没有投胎作了那个孤儿院里的女主人公呢！作个孤儿多好啊，就不会因为和只和母亲欢度圣诞节而让父亲郁郁寡欢了！然而孩子们又怎能做出艰难的人生选择呢？和孤女相比，我要设法面对的不是没有父母疼爱，而是父母过多的困扰。我一直在等待机会能收到五彩笔那样棒的礼物，再送给更需要的人，但在纳什维尔的圣诞夜里，又去哪里找寻一个吉普赛小孩呢？
出奇的是，当年的我已能不止感怀于故事本身，而且会思考故事究竟如何得来。讲述者把这个圣诞故事作为一份回忆描述出来，心怀成人的安全感，再追溯往事，以致听者开头便知主人公定是红尘不弃，熬过了困苦的童年。正如我想跳进故事化身为主角那样，念起之时，我也很明白即便不做出身于天主教家庭的我，而去做出身于天主教孤儿院的她，日后境况也必是较故事里的主人公好的多了。若是一个中产家庭的孩子送套五彩笔给穷孩子，情节就甚为乏味；而一个孤儿把自己来之不易的珍爱之物赠与别人，当年却令我潸然泪下。孤女的艰难童年让人悱恻，而到了更为贫苦的吉普赛儿童出场，这份感动就转向了后者；只拿到一件卑微的圣诞礼物会让人哀伤，直到发现有人连这丁点儿礼物也不敢期待；这些内涵让此类故事经久不息。
我始终明白故事是虚构的，把故事讲得绘声绘色的人自己就在故事里。作者很可能根本不是孤儿，同样地，我也从未真的沦落成孤儿。我这样理解小说的本质，并非为了指责其文不符实，而是在我人生的那个阶段着实非常注重写作的意义。作家不必被自己的平淡生活或沉重圣诞愁绪所禁锢；作家应该从完匹之中裁剪出新故事，那些故事不是描述自身经历，而当用以表达自己情感的深度。总之，这是我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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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在一位朋友家里，讨论到她家走廊架子上的一个玩具。那是一个小动物，短毛，尾巴是竖着的。它看上去像在史密森尼美国玩具历史博物馆里找到的。我朋友告诉我，这是她丈夫的小时候的玩具。一位几近60岁的男人，居然一直留着这只可爱的臭鼬玩具，令我很惊讶。我从未对什么东西有长性:玩具、礼物、信件，都让我丢了。在我父亲念故事给我听之前，没有一个我还保留着的圣诞节礼物。生活中不如意之事都已经离我远去，但是我钟爱的那些一直留在我身边。那个故事是我收到过的唯一的最好礼物。（华盛顿邮报杂志）
作者简介:安·派切特迄今著述七部，包括小说和散文。其中有《美声唱法》（Bel Canto）、《真相和美》（Truth & Beauty）、《快跑》（Run）。其为华盛顿邮报杂志撰写的最新力作为《尝试洛杉矶警校》。